Prof. Chang 的部落格

漫談中國古代金器文化
趙桂玲   2007.05.30

　　金器，向來有廣義和狹義之分。廣義的金器，包括各種用黃金制作的用品，從分類上看，有飾品（頭飾、服飾、主器上的嵌件等）、器物（小型的壺、碗、盤、盒、印、金元寶及大型的塔、棺、造像等）兩大類；從工藝上看，又分為金器、錯金器、貼金器和鎏金器等等。狹義的金器，通常指器物甚至僅指器皿。本文涉及的范圍僅限於後者，且多兼顧金器發展的文化因素，在盡可能地把握金器發展脈絡的同時，又試圖指示它變化的文化內涵。
　　我國用金的歷史很長，從早商開始一直到清代，幾乎貫穿了整個的中華古代史。但縱觀金器的發展史，只分為一頭一尾兩個興盛期，其中時代靠前的指的是唐代，晚些的則是清代，發展走向呈馬鞍狀。再從橫向來看，主要分布在幾個地域：北方少數民族地區（內蒙、遼寧、吉林、河北、陝西、寧夏等地）、中原地區、西部的西藏、南方的雲南等地。伴隨著特點鮮明的地域文化，這幾個地區的金器文化風格也各有不同。但就某一個具體時段來說，金器的使用范圍並不十分廣泛。

　　唐以前的金器文化特色

　　受諸多因素的影響，唐代成為金器發展的第一個興盛期。但此前金器制造也達到了相當的水平，雖然裝飾性的金飾占主導地位；但也開始出現了個別的明顯脫離了純裝飾性作用的金器，較早的如四川廣漢市三星堆出土的金杖、金面罩等。
　　 稍晚一些如陝西鳳翔秦公1號墓出土的金犬（春秋）、湖北隨縣曾侯乙墓（戰國）出土的金盞等。尤其是後者，稱得上是目前所知的先秦時期最早、最大、最重的金器，距今2400多年。該器通高10.7厘米，重2150克。器內附鏤空金勺，重50克，有蓋，蓋及器腹飾蟠虺紋、雲雷紋和綯紋。三個鳳首足作倒置狀，采用鈕、蓋、身、足分鑄法，制作十分精細。這時期北方的金器工藝也值得一提，如匈奴地區的金器代表作——鷹形金冠（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杭錦旗阿魯柴登戰國墓出土）、鹿形金獸（山西神木納林高兔村出土），幾乎使用了金細工藝中的錘揲、壓印、抽絲、鑲嵌和鏤鑄等所有手段。
　　秦代的年限極短，迄今尚未發現有關的金器，這與天下一統的氣概有些不符。目前只有從文獻上管中窺豹，如《史記‧秦本紀》：「秦始皇葬驪山，以黃金為鳧雁。」
　　漢代統治者篤信神道，世間煉丹成風，「祠灶則致物，致物而丹妙可化為黃金，黃金成，以為飲食器則益壽……」（《史記‧孝武本紀》）因此漢代黃金產量激增，金細工藝趨於成熟，分布范圍也進一步擴大到北方、中原和南方三地。北方的如陝西西安沙坡村出土的金灶、河北滿城中山穆王劉暢墓出土的金龍等。中原地區當以江蘇盱眙南窖莊發現的窖藏金獸為代表，通高10.2厘米，長17.8厘米，重9000克，是我國古代金器中極具地位的一件重器。南方則以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「文帝行璽」龍鈕金印、金杯形器為代表。另外，絲綢之路的開通，使中西方文化有了交往，出現了兼具中西風格的金器，如廣陵王劉荊墓出土的王冠形器和金絲刀鞘，工藝特點、器形風格是西方的，而花的紋飾和「宜子」銘文卻無疑是中國的。《太平廣記》載：光武皇後的弟弟郭況「累金數億，家僮四百人，以金為器皿，鑄冶之聲，徹於都璧。」曹操在《上獻帝器物表》中也提到純金香爐、純金唾盂等物，但就目前出土的金器實物來說，與史籍記載的漢代金器文化並不相稱，有待於進一步挖掘。 　 　　
　　魏晉南北朝時期，由於戰亂，經濟蕭條，金器文化以北方少數民族地區為代表。如具有鮮卑風格的內蒙古科爾沁左翼中旗出土的金奔馬、金瑞獸，內蒙古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出土的金龍，內蒙古涼城縣小壩子灘出土的鑲嵌寶石的獸形金印，以及遼寧北票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的「范陽公章」龜鈕金印、喇叭管形金器、筆帽形金器等，都稱得上是當時金器制品中的優秀之作。
　　隋朝的年代也較短，目前出土的隋代金器，也只有西安李靜訓墓及豐寧公主墓的各一件金杯而已。但這兩件金杯均為高足杯，從風格特點及出土時伴隨的金幣、金戒指、頭冠金飾片等物來看，這兩件高足杯極有可能是歐洲拜占廷的制品。
　　總的來說，唐之前的金器文化以地域特色為主，民族風格突出。

　　中西文化兼容的唐金器

　　眾所周知，我國的整個文化體系在唐代得到了蓬勃的發展，作為文化現象之一的金器制造業，必定也受到了這種文化思潮的巨大沖擊。中西文化的相互交往，帶來了人文思想的空前活躍。人們以寬容的心態接納了不同的文化思想，由此也形成了包括手工業 在內的新的創造理念和表現風格。唐以前，外國金器或具有外來風格的金器也曾出現過，如上面所說的漢代王冠形器和金絲刀鞘等。但是還談不上形成風格，遠不能與唐相比。唐代金器受外來影響，主要以中亞的粟特、西亞的波斯薩珊形式為主，另有少量受歐洲拜占廷、印度和阿拉伯等地藝術風格的影響。
　　粟特風格的器物以帶把杯為主，杯體為八稜形。杯柄呈圓形，上面有指墊。如陝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人物忍冬紋金帶把杯，器體呈八稜形，侈口，器壁內弧，下接八瓣圈足。杯柄由連珠組成，指墊上飾有一個深目、高鼻、長項的胡人頭像。杯體八個稜面上各飾有一個身著胡服的人物像，人像兩邊飾忍冬紋。稜面由連珠紋區分。後經過適合中國國情的演化，杯體呈花瓣形、碗形、有的取消了指墊。紋飾上也多以仕女出游或纏枝、折枝花草為主，如何家村團花紋金帶把杯等。

　　薩冊風格的金器緣於對薩珊銀器的模仿和改造。代表器物是長杯，特點是器身和口沿呈曲線狀，器內部有凸起的稜線。薩珊式金器的造型，在實用性上不符合唐人的習慣，後經過不斷的改進，加深器身並減緩稜線的弧度，使曲線趨於柔和，增高了器足，也使器身更為穩定。如西安出土的摩羯紋長杯，杯體分為四曲瓣，分瓣處略為內曲，凸稜不明顯，但器身較淺。杯內底鏨刻摩羯紋、火珠紋，以水紋為地。外圍附以連珠紋和花瓣紋。
　　可以看出，以上兩種風格的金器，其內部又明顯分為不同的兩種；一種是原汁原味的異域特征多一些，另一種唐代本土特點多一些。而從時間上看，也正好以「安史之亂」為界，把唐代金器分為前後兩個階段。前一階段外來風格濃郁，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器形，如帶把杯、長杯等。紋飾以忍冬紋、折枝花鳥紋為主體，輔以各種動物紋飾和連珠紋。後一階段在脫胎於外來文化的基礎上融入本土文化，形成嶄新的面貌。器形主體繼承前一階段，但在局部上有改進，如有的將帶把杯的指墊取消，或將八稜形的器體改為花瓣形等。流行於前期的忍冬紋少見，而團花、纏枝花、花鳥紋案盛行。綜合來看，前期純模仿器多一些，也有個別的是直接輸入品。後期則創新的仿制品較多。
　　直接的輸入品：據古籍資料表明，唐與西亞的波斯薩珊交往密切，相互之間僅通使就達29次（張星烺：《中西交通史料匯編》第三冊，中華書局，1978年。），這是在當時交通不便利的情況下完成的。其間，有些通使過程其實也就是一次完整的商貿活動，因為這些波斯使節本身就是商隊的首領。其余民間小規模的商貿活動就更是數不勝數。在交往中，薩珊金器便很自然地流入了中國。中亞的粟特人向來會經商，他們在與中國進行易貨貿易的過程中，不但將粟特金器帶入中國，而且還有可能把歐洲拜占廷等地的金器轉輸到中國。 　　
　　仿制品：分為兩種，一種是由中國工匠仿制的；另一種最後住在中國的外來工匠制作的。後一種本來並不能算是仿制品，但這些外來工匠制作的金器，畢竟不是外來的輸入器物，而是在中國制作的具有外來風格的金器，同時，他們在制作具有本民族風格的金器時，有些還融入了中國風格。所以為了以示區別，便把這些都統歸於仿制品。
　　准確地區別輸入品和仿制品，其實很難做到。從新中國成立至今出土的金器來看，只有一小部分可明確歸於輸入品，其余的則基本上算是仿制品，這些仿制品構成了唐代金器的主體風格。
　　除上述制品風格外，唐代金器還呈現出另外幾種風格，如吐蕃金器。 據文獻記載，從貞觀十四年（640年）到太和元年（827年），其間幾乎一直都有吐蕃金器輸入。貞觀二十年（649年），吐蕃遣其大使祿東贊「作金鵝奉獻，其鵝黃金鑄成，高七尺，中可實酒三斛。」（《冊府元龜‧外臣》卷九六四）開元十七年（729年），吐蕃贊普向唐朝進「金胡瓶一、金盤一、金碗一」（《舊唐書》卷一百九十六）等等。再如陝西法門寺的金器，南方浙江、江西等地的金器等，也都具有一定的特點。

　　宋元明金器的民俗色彩

　　宋代金器制造業繼承了唐代的繁榮，並在工藝手段上有所發展，如將唐代加工金器的十四種方法發展為十九種。宋時社會經濟繁榮，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，對於金器的需求面也進一步擴大上至皇室王族，下至商賈庶民，甚至酒肆妓館，都可見使用金器。加工金器的作坊，也遍及全國，僅臨安一地就達到了「紛紜無數」的程度。但是由於宋代「理學」的興起，寓理於物的思想也影響到了手工制作的審美觀念上，「明天理，滅人欲」追求「格物（探尋事物之理）致知（獲得知識）」的思想，無疑是一種凝固的、呆滯的，甚至可以說是倒退的文化思潮。隨著這種思想的蔓延和金器使用的大眾化、商品化，金器風格便發生了巨大的變化。器形，尤其是紋飾，一反唐代的炫奇斗彩、富麗浪漫之風，變得世俗化和生活化。如浙江義烏窖藏出土的金龍、陝西武功報本寺塔地宮出土的金棺等，都具有典型的民俗色彩，與晚唐時南方生產的金器一脈相承。因而僅就金器所蘊含的文化內容及表現思想的活躍性、多樣性和豐富性來說，宋代金器顯然較唐代金器有明顯的差距，這也是為何一說中國金器史就首先提到唐代而忽略宋代的原因。
　　遼、金、大理等國的金器制造業，在文化上除了繼承各自的民族色彩外，也融入了內地的漢文化。如內蒙古哲裡木盟遼代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出土的金面具、雲南大理崇聖寺出土的金佛像以及陝西臨潼金代窖藏的金鳳步搖等。 　　
　　元代金器基本繼承了宋代的傳統，風格也大體相近。制作中心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和太湖之間，工藝上沒有什麼創新。代表器物如江蘇吳縣元呂師孟墓出土的如意金盤等。
　　明代金器在創作思想上沒有什麼明顯的進步，但工藝上有著自己的特點，如較多地使用寶石鑲嵌手段等。能代表明代金器發展水平的當屬北京定陵出土的一批金器，如金冠、金壺、金爵杯、金盂、金粉盒等。這些金器造型大方，紋飾繁縟，用金厚重；裝飾堆砌，開創了自唐以後金器工藝的另一種風格，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清代金器的風格走向。
　　綜合來看，唐以後的金器發展比較緩慢，所蘊含的文化內容淺薄，但工藝上卻一直保持著較高的水准。

　　金器史上的又一座高峰

　　清代是我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，在封建制度即將完結之際，金器文化卻走向了繼唐之後的另一個高峰。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，鑒於本身文化根基的淺薄，其金器制作也像其它工藝門類一樣，大多簡單繼承了前制。清王朝初創時期，也就是「後金」政權統治期間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整個清代金器文化的孕育階段。在歷史上，清代和金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。公元1616年，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女真政權，就稱為「後金」。如前所述，金代金器文化已開始融入了內地的漢文化，作為同一個民族，生活在同一個地區，漢文化的影響應是可以持續的，這也就為清代金器文化沿襲明代金器文化並將其發揚光大，打下心理和技術上的基礎。
　　清代金器文化的主要內容都集中在了皇家用金器上。遍觀故宮博物院珍藏的清代金器，可以用「一多」「二新」來概括。
　　一多：指的是種類多，幾乎遍及了典章、祭祀、佛事、冠服、陳設、科技、生活、鞍具等各個方面。如金編鐘、嵌寶石金佛塔、金壇城、金盔甲、銀盆金鐵樹、金天球儀、金鏨花八寶雙鳳盆、嵌珠「萬壽無疆」金杯，等等。
　　二新：即工藝新、風格新。工藝新是在繼承明代多嵌飾的基礎上，進而發展為將金與其它材料混合制作。如在金器上點燒低溫琺琅或以金掐絲填燒琺琅（累絲嵌寶石點琺琅金八寶）；以金為胎，外面覆以其它材料，形成「金骨穿衣」（金胎珊瑚雲龍紋桃式盒）等。風格新是說與前面任何一代比較，清代金器把黃金的莊重、雍容發揮到了極致，以至於在這些高貴的光暈中，讓人感到了些許的俗氣。但清代金器的「俗」與宋代的「俗」又不一樣，宋代金器主要是民俗，體現在對日常生活的描繪上；而清代金器的俗是一種強調顯赫的俗，是多而濫的俗。 　　清代金器和唐代金器一樣，稱得上是我國古代金器史上的又一座高峰。但比較之下，二者顯然又有不小的差異，它們的區別就在於一雅一俗。雖然清代金器使我國古代金器文化再度輝煌，但就是這雅俗之分，決定了清代金器的次要地位。
　　客觀地說，中國古代金器文化在世界金器文化史上並不屑於領先地位。與古埃及、羅馬、兩河流域的金器制作相比，在同一時期，我們的歷史、工藝要遠比他們落後，如在公元前3000年古波斯灣烏魯第一王朝的陵墓中，經常有金冑等黃金制品出土。就是和公元前18世紀中亞地區的畜牧部落相比，我們也不占優勢，因為在那個時代部落首領的墓葬中，屢有大量的金器出土，最為突出的一件大金杯上甚至還有用金細工藝裝飾的金銀絲、壽山石和綠松石。但是從文化角度來說，我們的金器文化並不落後，甚至在某一階段還要超前。如唐代金器，不但汲取了外來金器文化的長處，給本身的金器文化帶來了嶄新的生命，而且還通過交流，將形成的這種獨特風格反作用於外來文化。如上面提到的「何家村團花紋金帶把杯」，是借鑒粟特式金杯於7世紀—8世紀形成的創新造型，而在8世紀中葉以後，粟特帶把杯沒有繼續承襲本土風格的八稜形杯體，而是接受了唐代的新樣式。

轉貼自：中國金幣網